引子 人人都说他很“神”
1985年初，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未露面，引起国际间疑虑，纷纷派遗情报人员潜入苏联打探消息。契尔年科的“动向”牵动着各国首脑、外交人员、军事部门首长以至财经界巨子们的心！“冷战”尚未结束，“热战”会否爆发？苏共内部强硬派与缓和派的眼睛都盯在总书记宝座上；世界政治分析家的焦点也投注在契尔年科身上！
苏联克格勃（K.G.B.)严密封锁消息,外界只能揣测着：契尔年科病了。什么病？严重吗？能康复吗？会死吗？若他死了，政局将如何？外交将如何？军事将如何？——这些问题，没有人能提出有把握的答案。
2月1日，中国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将军风尘仆仆地来到千年古都西安，他要接见一个名叫邵伟华的占卦者，考一考他的本事。
翌日，在国防科委陕西招待所，张将军接见了邵伟华。谈话从上午一直延续到下午三点多，张将军中间偶然地问道：
“听说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有病，只知他今年七十岁，不知他出生的年月日时，用八卦能否测出他的病什么时间好，或者什么时间去世？”
“行，可以测出来”
邵伟华预测的结果是：契尔年科必病逝于1985年农历正月无疑。
张老将军把预测答案带回北京，等待验证。
三十六天后，果如所测：契尔年科死于该年农历正月十九日！
这个卦例后来公布出来，被预测学界誉为“易学史上一颗超级的大卫星”。
这个邵伟华究竟是何方神圣？
原来他只是西安某国防工业工厂一个普通的职工，只念过几年书，连正规的中学都没上过，是个自学成材的业余预测研究者。他是中共党员，当过兵，当过干部，当过化验员。他崇拜马克思主义，可又迷上了八卦占卜、命理推算、面相掌相……
据说：他算卦奇准无比，预报天气比电台电视台报的还更灵验。1983年9月14日，他断定上海9月16日下雨，第五届全运会不能准时开幕。果如其测。……
据说：他特擅长推算行人去向、归返时间。1988年4月，河南省郑州市有个两岁的小孩尚虎被拐带失踪，许多机关、社团乃至公安局遍寻不获，郑州晚报、河南日报、郑州电视台都呼吁人们协助寻找，找了一个多月，毫无踪影。郑州文联一职员写信要邵预测。邵测断说：小偷戴帽子，体高约一米六五，从东北方来，翻墙或栏杆而入屋抱走小孩；小孩仍生存，农历七月可寻回；要往东北方找。后来果如其测，在山东找到，小偷体高一米六七……
据说：他推算失物之类事极为奇验，常协助公安部门进行刑事侦破。1986年4月16日下午，张某家中失窃。邵伟华起卦推算出：失窃的钱物原是放在屋内最高处；小偷从东方来，共三个，两男一女，一男脸带黑，一男脸带黄，女穿红色衣服；主犯为男脸带黄者，较瘦，戴军帽，身高一米五七；偷物后三贼先往西北树下，再转东南方；农历三月可破案，钱财只能追回一部分。……公安局按以上所述线索追侦，果于三月破案，主犯身高一米五七，脸黄，瘦削……
又据说：邵伟华还能预测人的灾祸、工伤、财运、婚姻、学业、功名（官运）乃至测天灾、测地震以及测球赛胜负。如1985年12月31日预测中国女排在上海与世界明星联队之赛是中国队胜。赛程虽惊险，赛果则一如所测……
真的这么“神”吗？
于是，有人就出题目考他！
1989年3月第七期广东《南风》报刊登一篇通讯《用八卦预测未来的学者》（作者：里程），文中说：
“对今年（按1989年）6月世界杯足球外围赛中国队对伊朗队的比赛，邵伟华已作出了预测，两场合起来，我队一定能转败为胜。读者不妨试目以待。”
此测真是大胆之至：距离开赛的时间尚有三个多月，就来预测赛果？须知跑马日进马场观赛尚且大多难中头马，何况是三个多月后的足球赛！
但，三个多月后的事实是：果如所测！
广大读者的祝贺函信如雪片般地飞来！
邵伟华声名鹊起，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于是，认识他的人都说他“神”！
不认识他的，听了介绍，也说他“神”！
邵伟华真有那么“神”吗？
说实话，我们（本书的两个作者：张志春、蔡敦祺）在初闻邵伟华许多神奇的准确预测的实例时，都未免疑惑满腹：都已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了，人类早已把足迹印在月球上，人造卫星也早已飞向遥远的星球去探索外太空的秘密了，难道我们还可以迷信几千年前老祖宗传下来的八卦占卜之类古旧玩意儿？
我们曾从许多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中听闻过许多古代占卜大师的神奇事迹，尤其是宋代占卜大宗师邵康节的故事更令人惊奇不已。但那毕竟是历史久远的传说，是民间故事而已，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不知有多少人添油加醋、演染夸张、加工提商，所以那些故事必定距离事实真相远之又远矣！把占卜奇闻当作消闲故事与友侪同人聊叙一番，固然无伤大雅，但若将传闻当事实，相信甲骨文时代老祖宗们发明的那套原始落后的占卜术竟能用来测出现代科技测不了的事，岂不是“时光倒流三千年”？……
但是，当我们抱着“姑妄听之”、“何妨一试”的态度去观察邵伟华大量神奇的预测案例时，当我们从许许多多案例的当事人口中核实了预测的准确程度时，尤其是当我们带着
一大堆疑问难题以求教于邵伟华本人时，我们真真正正地被《周易》的神奇功能震撼了！我们对邵伟华的神机妙算真要刮目相看了！
中国人的老祖宗发明的《周易》八卦竟然能测算出西方间谍卫星无法测得的信息，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其间之奥秘，实在值得探索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邵伟华将八卦预测运用得出神入化，简直是“邵康节再世”！听说他原来只是一名普通工，他只读过两年小学，连正规的初中、高中都没上过，而且他是到了四十多岁以后才开始研究《周易》，为什么竟能在短短几年间成就非凡、若有神助？他是神仙超人还是凡夫俗子？他的神奇预测技术是否人人皆可学而会之、会而用之？其奥秘究竟何在……
正是在这么一大堆疑问的驱使下，我们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直至此书出版时尚未见过面）由于同样的职业（书刊编辑）同样的机遇（邵伟华著《周易与预测学》一书大陆版和海外版的责任编辑）而各自在不同的环境中（张志春在大陆，蔡敦祺在香港）分别从截然不同的观察角度与宗教哲学立场（张志春是中共干部，笃信唯物主义；蔡敦祺是基督教徒，笃信耶稣基督）开始了对邵伟华的采访与多方面的调查、测试、验证。随着时日消逝，我们一次比一次更强烈地被《周易》八卦的神奇功能和邵伟华研易的独具奇功所震惊！因此，我们都认为必须将我们的所见所知所闻所思、将我们所了解的涉及中国古老的神秘文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仍然发放着耀眼光辉的事实记录下来并广为传播！
尽管我们在这本书中，是以叙述邵伟华的身世和他的预测案例为主线，但有缘问津的读者们当可明察：我们的这本书并非旨在为邵伟华树碑立传，而是旨在将《周易》八卦和中国古代几种重要术数的奇妙功用记录在案，从而为保存与发扬中华古文化略尽绵力。因此，这本书中除了记述奇闻异事外，还会将若干重在卦例亦予以记叙与分析，希望能为有兴趣探研《周易》之谜的读者提供一些准确无论的预测案例，使读者可从中获益。——是为本书写作之缘起。
现在，且让我们暂将时光倒转，回到半个世纪之前国难深重的岁月里去……
第一章 大难不死的小乞儿
民国廿五年（1936年），岁在丙子。
腊月隆冬，天寒地冻，一场纷纷扬扬连下三天的大雪，将长江北岸扬州城外广袤的平原，覆盖成一片白茫茫的银色世界。漫漫长夜，风雪交加，奔牛镇一家殷实农户宅外的旧牛棚忽传来了阵阵妇人痛苦的呻吟声。又过了若干时辰，在鸡啼之前最黑暗的时刻，一阵初生婴儿的呱呱啼哭声响亮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一个柔弱的男婴在昏黄微弱的油灯照明下，降生在这座破旧不堪的牛棚里的稻草堆上。
孩子的父亲邵启奎是这家农户的雇工，原籍湖北鄂城，只因家乡闹灾，又兼兵荒马乱，无以为生，迫不得已离乡背井流落到扬州城外奔牛镇来给人当长工。几年来他耕田插秧、拼死拼活干了一切农活，妻子王桂芝则为主人家洗衣服、舂米、做饭，日夜操劳一切家务。主人家原本拨了间柴草房给这对外乡人住，但几天前眼看王桂芝分娩在即，却将他们赶出宅院大门，理由是怕产妇“血光之灾”冲走他家的财气。邵启奎万般无奈，只得把妻子安置在这间远离主人宅院的破旧牛棚里，在避风的角落里铺上厚厚的稻草，这就是王桂芝的产床。
王桂芝曾经生养过三个婴孩，不幸皆夭亡了。现在她又生了个男婴，男孩是传宗接代的香火，是顶门立户的栋梁，这叫夫妻俩满心欢喜。虽说男婴似乎来得时不正、地不宜，在这破牛棚的风雪寒夜，要照顾他活下来可真不容易，但有男丁毕竟就有了传宗接代的希望啊！
邵启奎为妻子接生后，便忙着在牛棚一角火熬鸡骨头汤给新产妇喝，让她补补虚弱弱的身体——那些凉干了的鸡骨头，是前几天邵启奎将主人家吃剩的渣骨拣起来凉干备用的。
邵启奎还在忙着生火，妻子王桂芝似乎已经回过了气来。她闭目而卧，声气微弱地问道：
“孩子他爸，可想好给孩子起外名了吗？”
“想好了，就叫‘国元’吧！”邵启奎沉声答道：“咱们穷苦人家的孩子不值钱，也别想什么成龙成虎的，只要养得他大，老来有靠就得了。咱们最巴望的就是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生活也就不这么艰难了，所以我想叫他做‘国元’，取个国家太平、恢复元气的意思吧……”
说话间，鸡骨头汤也熬好了。王桂芝喝了碗淡而无味的热汤，也就沉沉睡去。时至今日，王桂芝回想起当年艰难岁月，还往往泪盈于睫；她甚至连孩子准确的生日也记不清了，只说是腊月初，至于时辰更是说不准，只记得是天快亮还没亮的时候。
像基督耶稣诞生在马槽中一样，时也不宜，地也不宜，邵国元（就是今日名扬四海的预测家邵伟华）也是生得既不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武力侵略我国东北，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又把上海变成进攻中国内地的桥头堡。1935年，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当局施加军事压力，欲将东北五省置于控制下。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者经三个月激战，终于占领了上海，进一步向江苏省全境推进。战云密布，压城欲摧，江浙一带稍有余裕的人家纷纷向内地逃奔避难。这时，幼小的邵国元还未满一周岁。
雇工邵启奎夫妇俩的这户农家也准备逃难了。东家收拾了细软，却还有些无法随身携带的金银财宝必须埋藏起来，于是他们想起了憨厚老实的邵启奎是个信得过的藏宝执行者。
日军的炮声愈来愈逼近奔牛镇。主人在决定逃难的前一天晚上唤来了邵启奎夫妇，给了几个大洋的遣散费用，将五大缸银元、一小缸珠宝交代给这对年轻的外乡人，叫他们按指定的地点埋好，然后自行逃难。
邵启奎应承了东家的嘱托，手持镐头和铁锹，不辞劳苦，连夜按东家指定的地方挖坑埋宝。先埋好那小缸珠宝，再一处处去埋那五大缸银元。一直忙到天朦朦亮时，东家男女老小都已驱车乘马地逃离战云笼罩下的奔牛镇，但还有最后一缸银元没埋好。
王桂芝收拾好自己的破衣烂被，怀抱小国元来到了秘密地点，只见汗流浃背的邵启奎挖好了地坑，正在埋那缸银元。她心里突地一跳，愣愣地盯着那缸银元，轻声道：
“孩子他爸，我想咱们天大亮后就得逃难去，也不知要逃到啥时候。咱们给东家干了这么多年活儿，东家才给咱们几块大洋。一路上盘缠费用恐怕……”
“你说啥？”正在铲泥埋坑的邵启奎突然瓮声瓮气地问了一句。
“我……我是说，”王桂芝嗫嗫嚅嚅的，似乎忽然口吃起来：“我是怕路上盘缠不够，我想……东家他们都已逃出镇去了，咱们就从这缸里拿点儿银元随身带着，以防万一……”
“这怎么行！”邵启奎听明白了妻子的意思，可是仍然铲泥填实了坑，一边气喘吁吁地说：“这银元又不是咱们的，是人家的嘛！东家早给了工钱，咱们就得照他的交代去做，怎么可以乱拿人家的钱财，那不是犯了偷盗戒了吗？这贪心的事儿万万做不得！”
王桂芝被丈夫抢白了几句，红着脸呆站着，再也不敢吭一声。
邵启奎埋好了银元，天已大亮。他们匆匆忙忙离开奔牛镇，逃到镇江，在镇江搭上了开往汉口的难民船。
这天，从镇江启锚沿长江开往内地的难民船有二十多艘，江面烟雨苍茫，天寒水冷。付得起钱的人可以躲在船舱里暖和暖和；只买下等般票的，便得挤在甲板上，风吹雨打，其苦非常。
开船以后，天渐放晴，可是还不到二十分钟，天边就传来一阵隆隆响声，又过了几分钟，便见一队日本飞机飞临长江上空。接着，日本飞机轮番俯冲，向这些运载难民的船只狂轰滥炸，刹那间，平静的江面一支支水柱冲天，一声声爆炸震天动地……
王桂芝将小国元紧紧揽在怀里，口里喃喃祷念阿弥陀佛、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求佛菩萨保佑善良凡人，保佑可怜的小国元免遭劫难。邵启奎却站在甲板上用身体掩蔽住妻子幼儿，仰头怒视那些不时盘旋俯冲过来的日本飞机，口中怒骂连连，诅咒侵略者的滔天大罪……
就这样，从江苏镇江到江西九江的几天航程，天天都有日本飞机追袭轰炸，二十几艘运载难民的船只先后被炸弹击中侧翻或炸沉，唯独邵启奎夫妇乘坐的那条船幸免于难，尽管日本飞机多次向这艘船俯冲投弹，那炸弹偏偏都落到江中去了，就是炸不着这条船。
邵启奎夫妇带着小国元，大难不死，到了汉口，上岸后徒步沿途乞食，终于回到他们的老家——湖北省鄂城县燕矶区邵细湾村。
邵启奎夫妇俩虽能活着回到老家，可是一贫如洗，何以为生?幸有宗亲同姓者同情，保荐他到距离邵细湾村二十多里外的邵家洲去向人家租田耕种，夫妻俩总算找到个落脚之地。
邵家洲是黄石市北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洲，洲上芦苇丛生，土地肥沃，适宜种植小麦、油菜、芝麻等粮油作物。要是年景好，洲上一年可收小麦上百担、油菜籽二三十担、芝麻四五十担，可是长江经常发洪水，小洲几乎年年遭水淹，所以十年九不收。邵启奎夫妇一年到头累死累活辛勤耕种，交租后所余还是不够食用，因此王桂芝不得不常常带着孩子到四乡去乞讨。
苦苦捱过了几年，看看小国元已经长到五六岁，能帮家务，还能帮父亲放牛，邵启奎便借点钱买了头小水牛。牛是农家之宝，小牛养大了，能拉犁耕田，顶得上几个强劳动力。
1940年，王桂芝又生了个男婴。正在坐月子期间，长江又发洪水，茅草房涌进了一尺多深的水。这时麦子已经发黄，邵启奎急急抢割了麦子穗，这才带家人匆匆忙忙上了救命船。
小国元和自家那条水牛乘坐在一条船上，不料船到江心竟翻了，才六岁多的小国元和牛一起落进长江中。那头水牛从水下浮上江面时，见小国元正在水中挣扎，便游过去救他。小国元双手拉住了水牛尾巴，让水牛将他拉到江边，终于上了岸。就这样，他又一次大难不死。从此，邵家人与这头水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哪怕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盖，也舍不得卖掉它。
那时正值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邵启奎在长江发洪水时便到黄石煤矿去挖煤，王桂芝则领着孩子四处去讨饭。长江水退后，一家人又到洲上去种田；到了冬季农闲，邵启奎又去挖煤，王桂芝又得带着孩子到四乡五里去要饭讨米……
孩子在苦难中渐渐长大，小国元已经八岁了。这年冬天，王桂芝背上背着嗷嗷饥啼的小孩，带着小国元到黄石去讨饭。
这一天，雪后初晴。母子三人早早地四出乞讨着,走在路上，王桂芝看见许多小孩背着书包欢蹦活跳地上学去，一路上有说有笑，无忧无虑，多么幸福。她望着这些从她身旁而过的小学童，回头再瞧瞧自己的孩子，早已过了上学的年龄，却仍打着赤脚，既无御寒冬衣，又无果腹之粮，只能跟着母亲四出讨饭，相比之下，真有天地之别。王桂芝心里像被一把无形的刀猛割一下，鼻子一酸，禁不住哭了起来。
童真未退的小国元尽管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但毕竟还未有母亲那么复杂的情感。他见母亲突然擦眼抹泪，便不解地问道：
“妈，你为啥哭哩！”
王桂芝被儿子这么一问，更加伤感万分，眼泪簌簌地掉得像断了线的珠串，哽哽咽咽地答道：“妈没能耐，妈对不起你。妈生了你，却养不起你。瞧人家的孩子比你小的都上学了，你别说上学念书，连饭都没得吃，破衣烂衫的……心里难过……”
王桂芝断断续续地说着，说着，竟伤心地说不下去了。
小国元望着远去的上学的儿童，不知突然哪儿来的灵感，仰起头激昂地向母亲道：
“妈，你别哭!爸常说：我们穷，可得要有志气!将来我写一部书，让他们去读！”
“唉，真是傻孩子，别说梦话了。你连饭都吃不上，没上学不识字，怎么能写书呢?”
“能，一定能!”小国元斩钉截铁地说。
小国元的痴话虽然没能叫母亲破涕为笑，但毕竟暂时慰藉了母亲破碎的心，使她停止了悲泣。
也许正是这一次突然萌生的灵感在鼓舞着小国元，从此，他有了一股极其强烈的读书、识字、写书的愿望．后来，当他有机会学习文化，他便将整个心灵都投入进去，他从此嗜书如命，而且每读一书必定要穷究其理，非要读通不可。也许，正是这种从小就培养出来的读书穷理的倔强脾性，最终使他迈向了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奥秘之路，并令他在《周易》实用预测术方面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就!
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圣战终于取得全面的胜利。1945年，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6年，邵家洲上办起了小学，有四五十个孩子上了学，大的学生年纪已二十多岁，小的也都有十几岁。几年来跟邵国元一起放牛的邵启生(算来他是邵国元的本家堂叔)也上学读书去了，这令邵国元非常羡慕。羡幕归羡幕，谁叫自己家里穷、弟妹多，偏偏自己又是大哥，父母还指望自己放牛干活帮家务，哪有条件上学呢！
一天晚上，邵国元到邵启生家去找他一块玩，才进了门，就见邵启生他爸正让他站在跟前背书。邵启生十几岁了才开始上学读书，或许也少了点读书的灵性，结结巴巴地刚念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几句，就再也背不下去了。他父亲急得拿起竹烟筒就要打他，这时邵国元见了，急忙上前挡住堂叔爷的竹烟筒求饶道；
“好叔爷，您别打他吧，都怪我来找他玩，害得他分了心，一时背不出来。不如您罚我替他背书吧，呶，我来背背看：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昔盂母，教子严，子不听，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尽成龙……”
一时间全屋子里的本家叔伯们全都愣了，只听见邵国元声音清脆，一字一板，如干锅爆豆滚珠走盘般，琅琅上口地将《三字经》从头到尾背了个一字不错、滚瓜烂熟。
邵国元纯熟流畅地背完了事，满屋的人才松了口气，似乎发现了什么奇迹似的，各个瞪大着眼打量着眼前这个衣衫褴楼的晚辈后生 。
正在这儿串门的一位本家伯父邵启年，此时也诧异地打量着邵国元。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伯父仿佛突然不认识这个本家小侄儿一样，惊讶地问道：
“国元，你怎么会背人之初呢?”
“会，我在学堂外边听来的！”
“唔?”邵启年的眼睛睁得更大了：“那你可会写吗？”
“会!那些字我全都认得啦!”小国元再次肯定地回答。
为人慷慨豪爽的邵启年立刻像发现了宝贝似的对这个晚辈后生刮目相看，忙将小国元拉到身边，望着他那只赤脚，抚抚他从破衣裳里露出的肩膀，关心地询问道；
“国元，你又没进学堂，怎么就学会了写字的呢？’
“我……我自己偷学的……”说到自己是“偷学”，童稚的声音里竟然混着一股羞惭之意，仿佛深愧自己没缴学费而偷师是沾了其他学生们的光。
“哦，自己学的？”邵启年听了，捻着雪白的胡子，关切地说：“你别怕，别怕，你说给我听听，你怎么学会写字的？”
于是，小国元向屋里的堂叔伯们讲述了他偷学《三字经》的经过。
原来，邵家洲小学堂后边有个放牛的草场，邵国元常在这儿放牛割草．每天，从小学堂茅草房里传出的读书声强烈地诱惑着他。于是，有一天，他把牛放在一边，身不由己地凑到草房后墙跟去听邵金旺老师教学生读书。老师领着学生念一句，他躲在墙外也跟着念一句，就这样一句。—句跟着念完了《三字经》开始时，只听见读书声，看不见字怎么写。后来，他发现墙上有一道缝，于是就将涂在墙上的泥皮悄悄地扒掉一点，偷偷向着里面观看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墙上的缝隙太小，他又将缝隙逐渐扒大，就这样偷看偷学。老师在黑板上写，学生们在簿子上写，他则用竹枝、苇枝在地上写。
有一次，天色阴晦，黑沉沉的，他从缝里往茅房课室里瞧黑板上的字，怎么也看不清楚；不由得又伸出手指头将缝隙扒大，不料用力太猛，“卡吧”一声将用作草房墙板心的一根竹杆扒断了。这一下可惹了祸：坐在里边的一个孩子吓得尖声叫了起来：
“哎呀，外边有贼!”
邵金旺老师和其他学生也都听到那一声响，课室里顿时闹哄哄地纷乱起来，学生们喳喳呼呼乱嚷：
“你看，你看，墙壁上给扒了个大洞!”
“哪个野小子在外边偷看?揍他一顿!”
“打他个王八羔子！”
……
邵金旺老师打开房门，出来一瞧，只见邵国元傻愣着呆在墙跟前，心知是他闯的祸，不免气忿忿地急步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扬起手中的铁戒尺就给了他一下，严厉斥责道：
我们在上课，你不去放你的牛，倒来这儿瞎捣乱!你瞧，把墙都挖了个窟窿！”
邵金旺年轻气盛，这一铁戒尺下去，把邵国元打得头破血流。邵国元当场昏了过去。事后邵国元哭着向邵金旺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闯了这么个大祸……
邵金旺听着邵国元的诉说，火气早已消了个一干二净，而且后悔自己太鲁莽，错打了这个求学精神可嘉的孩子——论辈分，邵国元还是邵金旺的堂叔呢！他眼含热泪道：
“国元叔，我错怪了你了!我这就跟爸说说，想法子让他叫你来上学。”
邵金旺果真向邵国元父亲邵启奎说了，但邵启奎家一缺劳力、二缴不起学费，怎么能供孩子上学读书呢?，
没办法，邵国元只好仍然在墙外偷听偷看偷学……
邵启年听完邵国元的叙述，捋着花白的胡须，感慨万端地说：
“这可真是有志不在年高啊！咱们中国历史上西汉时候，有个名叫匡衡的人，从小很爱读书，但因家境贫穷，既没有钱上学，也买不起书，他就想法借别人的书来读。白天他要下地干活，只有利用晚上读书，可是家里穷得点不起灯，他就在墙壁上凿开一道缝，让邻居 家的灯光照过墙来，就着光来读书。这就是著名的《凿壁偷光》的故事。今天我们邵家也出了一位凿壁读书的人，可喜可贺!我看小国元长大了一定会有出息，我一定要帮他上学读书。”
第二天，邵启年果然找到邵国元家，向邵启奎说：
“大兄弟，听我说吧，你不要目光短浅。国元这孩子有志气，有出息，我出钱让他读书，将来学业有成，好替我们邵家写状子。”
邵启奎夫妇一向忠厚克己，怎么好意思让别人出钱帮孩子上学呢，因而说啥也不同意。但邵启年仗义疏财，说到做到，硬是到小学里去替邵启奎交了学费，让邵国元上了学。
年已十岁的邵国元第一次实现了上学读书的愿望。他像一头饥渴已久的小牛犊，突然撞进一处水草丰茂的百花园，那贪婪读书的劲头可想而知了。仅半年时间，他就读完了《三字经》《小蒙童》《百家姓》《学而》《相信》五本书，不仅会背，而且会写、会讲，成为邵金旺老师最喜欢的学生。
只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家中无人放牛，而且这年秋季邵家洲又遭水淹，邵国元刚念了半年书，就又辍学了。
1947年秋末冬初，邵家洲遭长江洪水淹了庄稼，农户一年辛苦，到头来颗粒无收。邵启奎欠地主的租、债还不了，官府又来抓壮丁，他担心被债主举报抵债当兵，于是跟本家婶母商量，决定偷偷逃离这块祖辈曾居住过的地方。
头一个星期，邵启奎首先将全家唯一的命根子——水牛，偷偷送出去，寄藏到一个远方亲戚家里，之后在一个大雨瓢泼的夜晚，邵启奎划一叶扁舟将妻子、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一起偷运到江边，然后从燕矶小码头上了轮船，来到鄂城县城。
一家七口人在鄂城县城靠讨饭为生。白天四处行乞，晚上睡在桥洞下。官府要收税，没钱，就被打被赶，不让在桥洞下睡。
在鄂城无法生活下去，一家人只好边流浪边要饭，逃到咸宁县双溪桥区。
天无绝人之路。在这里他们遇到一位姓董的牛医，他儿子叫董美和，是个卖油郎，每天挑着担子，到四乡串街走卖。董美和和他父亲看邵启奎一家拖儿带女四处行乞，十分可怜，就让他们住到自己家里。
他对邵启奎说：
“我看你为人忠厚老实，又肯出力气干活，一家八口这么四处流浪讨米，终不是个长久之计。石道村有户地主，在远离村庄的地方有一处房子和十来亩地，现在正缺人耕种，我同他讲讲，让你们一家去给他种地看房，你看好不好?那里山上有的是柴砍，这样总算有个安定的地方，不比四处流浪强得多?”
邵启奎一听，自然求之不得，一家人连忙跪下向董美和的父亲磕头，感谢他的大恩大德。董美和的父亲忙把下跪的 邵启奎、王桂芝扶起来，豪爽地说：
“邵兄弟、大嫂子，可千万不要这样。穷人帮穷人是应该的。我们穷人只有同心同德，互相帮助，才会有出头之日。”
从此，邵启奎一家就在石道村住了下来。
农忙时，邵国元帮着父亲耕田耙地、插秧锄草，学会了一切农活；农闲时，他就带着二弟、三弟外出要饭。
１948年，邵国元已经虚岁十三了，他二弟九岁，三弟七岁。有一天，邵国元领二弟和三弟到鲁村讨饭。这村有一家财主，十分有钱，这天正大摆筵席，宴请宾客。三弟走上门去要饭，这家的妇女不仅不给，反而泼口大骂，而且骂得十分难听。
邵国元为人刚强，只要是打骂他的人，即使给饭，他也不要，宁肯饿肚子，也不愿受人欺辱。可怜他三弟刚刚虚岁七岁，看人家摆得满桌珍馐佳肴，自己肚子里却饿得咕咕叫， 尽管被人羞辱哔骂，仍然不肯离开这地方。邵国元拉他也不肯走，一直伸着手要。
这时，一个坏家伙从桌子上端起自己吃剩的半碗饭，装作可怜人的样子，皮笑肉不笑地递给他三弟。他三弟刚刚接过手，还没有来得及往嘴里扒饭，那家伙突然一把将碗夺回去，猛地照他三弟头上砸下来，嘴里还恶狠狠地骂道：
“我叫你这馋鬼吃个够吃个够!”
说时迟，那时快，眼看这饭碗就要砸到三弟头上，那时三弟不仅吃不上饭，连小命也可能丢掉，邵国元及时伸胳膊护住三弟的脑袋，把这碗饭吧哒一声挡到地下，三弟的脑袋才没有开花。
邵国元赶紧拉着两个弟弟逃走，背后传来一阵阵刺耳的尖笑声。
又有一次，他领着两个弟弟到一个村要饭，这村富户人家的小孩把全村的狗都叫过来咬他们，弄得他们不仅要不上饭，反而被狗咬伤。他领着三弟在前边走，二弟手拿着上钉有铁罗丝的打狗棍，一边退一边打。小孩们又拿砖头瓦片掷他们，他们也被迫拣石块瓦片回击，就这样边打边退，直打了大半天，结果天很晚了才带着满身伤痕回到家里。
父亲看到哥儿仨这副样子，气得又把他们打了一顿，特别责骂大儿子邵国元，不该带着两个弟弟与人打架：“如今我们是穷要饭的，怎么能同人家富户孩子斗气？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这当大哥的，太不懂事了!……”
母亲王桂芝看到孩子们满脸血污，满身伤痕，心疼得抱住他们，放声痛哭起来。
从这以后，邵启奎不再让邵国元领着两个弟弟去讨饭了，而让两弟弟跟着他妈和两个妹妹一起去要饭。
不久，有户地主正要雇个放牛的小长工，于是邵启奎就让邵国元到地主家去放牛。每天早晨卯时初(五点多钟)起床，就要赶到地主家去挑水、劈柴、抱小孩、割草、放牛等，一天三顿饭在地主家里吃，但一年只给六升绿豆当工钱。
从1948年下半年直到1950年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减租减息时，邵国元才离开地主家。这个几次大难不死的小乞儿，整整做了两年多小长工。
